以独特的视角和敏锐的观察力记录社会的真实风貌，是文学的价值和特点。本期3位具有代表性的作家，他们用细腻的笔触描绘了普通人在社会大变革中的轨迹、展现人性光辉。他们的作品记录了新中国的发展与变迁，让人们能够更深入地了解这个时代。

　　虽然高考时随社会大潮报考了理科，读了生物专业，但出于对文学的热爱初中感受作文，杨晓升在大学期间一直活跃于学校的文学社团，并陆续在报刊上发表习作。1984年，他成为《中国青年》杂志的编辑和记者，如愿从事喜爱的文字工作。

　　记者思维培养出的一双敏锐慧眼不仅让杨晓升洞穿时代变革，且能用笔揭示社会现实发展。在《中国青年》杂志任职的16年间，除了创作出多篇中短篇小说，杨晓升还留下了《中国魂告急——拜金潮袭击共和国》《拷问中国教育》等共计几十万字的长篇报告文学。后来虽然调换工作，忙碌之余杨晓升仍笔耕不辍，其最具代表性的作品《失独：中国家庭之痛》也诞生于这一时期。

　　数年采访历程，可谓艰苦卓绝。联络渠道难寻、采访对象内心抵触、采访过程磕磕绊绊……各种现实性的阻碍让杨晓升的走访屡屡碰壁。而深入的挖掘，也意味着要不断揭开失独父母的伤疤，在采访中，杨晓升往往随着受访者的讲述与他们一同落泪，“在情感上备受残酷折磨”。这一题材在当时社会的敏感性同样让出版工作历尽艰辛，直到2014年，这部长篇报告文学终于以《失独：中国家庭之痛》为标题顺利出版，一经问世，立刻在社会引发巨大反响。

　　《失独：中国家庭之痛》中描写了6个不同类型的失独家庭及其生活状况，而这只是杨晓升所见证的失独家庭中的一部分故事。“从事文学创作数十年，我认为迄今为止自己所作最有价值的就是这本书。它让我觉得，评判一部文学作品是否优秀，一定要看是否能引起读者的关注与共鸣，乃至于引发对于全社会的广泛影响和思考，如果能推动社会进步，那便更好。”杨晓升说。

　　2000年，杨晓升从《中国青年》杂志调到《北京文学》杂志，并在之后任执行主编，主持《北京文学》的编辑工作。也是从这一时期开始，杨晓升将创作重心转向了中短篇小说。

　　中篇小说《海棠花开》讲述了赵家三代人跨越70年的命运和故事，一大家人经历重重矛盾纠葛，分分合合，最终迎接“和气”的回归。触发杨晓升创作这篇小说的原因，是他听闻身边一对老教授因子女远居国外，身边无人陪伴，偶尔碰到校园中职工一家其乐融融的场面，总会驻足长久观看。于是杨晓升开始思考，“对于任何一个家庭或一个人来说，显赫的名声，最贴近本真的亲情与生活，究竟什么是更重要的？这并不是简单的非此即彼小学优秀作文选，但现实生活中兼而有之的人太少了”。以一座寻常老北京四合院作为起笔展开叙事，落到对中国传统家庭中亲情、伦理、人生、命运等多方面问题的探讨，成为小说的核心。从寻常生活中剥露隐藏其中的现实内涵，正是他文学创作的一贯风格。

　　脚步不停，创作不止。退休两年来，杨晓升仍积极奔赴祖国各地，汲取生活灵感，采风、讲课、应邀出席各种文学交流活动等等，他坦言自己一点也不比在职时清闲，可他忙得快乐、充实、自在。在他看来，自己如今进入了一种更加自如、稳健的创作状态。“不管是从阅历还是生活积累的角度上看，自己现在已到了写作的黄金阶段。由于有相对充足的个人时间，如今我也有更多的思考和想法，接下来会一步一个脚印地继续创作，力争将心中的一个个想法化为一篇篇新作。”

　　年少时期的劳马本以为能够进入中文系完成自己的作家梦，奈何却因校长一席话进入哲学系学习，但哲学却从另一方面滋养了他的写作。哲学为劳马的写作提供了一双“慧眼”，使其能够在思想的广阔性和深刻性上把握人物，从现实日常生活入手，揭露人性本质，反映社会现象和本质，这种直抵人性和社会本质的写作，让劳马的作品成为中国文化、中国文学“走出去”的重要代表。

　　“只能用一种语言讲述的故事，不是好故事；不需要读两遍以上的小说，一篇都不值得读。”这是2019年1月9日劳马在曼谷获得泰国颁发的“年度最佳作家奖”荣誉称号时说的一段话，如其作品中的语言一样，保持了他一贯的幽默风格。

　　“劳马的小说不是中国写得最好的，却是翻译得最多的之一，这是一个非常独特的现象。”著名作家阎连科这样评价劳马。劳马的作品大多取材自日常生活。他总是能从一件小事中勾勒出人性并揭露一定的社会现象，这与成长经历密不可分，同时哲学功底也为其观察社会提供了一双“慧眼”，让他总能在表象的背后迅速抓住实质，用日常小事讲出深刻道理。

　　劳马笔下人物都不是一些“高大上”的英雄式人物，而是日常生活中的小人物，比如农民、小公务员、村干部、教师、企业家等等，通过这些“小人物”的一些荒诞言语和行为，老马的作品总会引得读者在阅读中找到不少快乐。

　　劳马认为：“笑的对立面是严肃，既不是悲，我认为也不是哭，就是严肃。”在谈到自己小说中的人物是否有原型时，劳马说：“小说中的人物确实有现实原型，但是并不能单拎出来具体说是谁，通常是把若干个人物合到一起去写。”劳马认为初中感受作文，生活真实是客观真实的，但也是杂乱、无主题、表面化的，写作要对生活去粗取精，提炼虚构，而虚构则是生活真实和艺术真实转化的中介。

　　虽未有进入中文系学习，但是哲学的学习也在另一方面促成了劳马的文学创作，并为他的写作增添了一股哲学的意味。“在评论家和读者眼里，总觉得我的小说意味深长，这可能就是思想性吧。这跟我的教育背景有点关系，但我并不是有意识地去营造这种意味。”劳马说。创作小说时注重人物语言和行为的刻画，为劳马创作剧本提供了便捷通道。“一个小说家要写话剧剧本，对他的小说才能和潜力的发挥是离得比较近的，把对话那部分处理好了就可以，不用再去描写那些景物”。正因为这样，他说自己“在小说写作上我就比较善于写对话小学优秀作文选，所以剧本我很舒畅地就写下去”。2012年6月3日，劳马编剧的话剧《苏格拉底》在中国人民大学首演，同年9月20日在国家大剧院上演。

　　“小时候作文写得比较好，小学，特别是初中总是能获得老师的表扬，写的作文常被作为范文，在全班同学面前念，大概是这样一种激励，我对文学的兴趣就来了。”谈起与文学的缘分，劳马依旧能够回忆起将近50年前的小学时光。

　　对于有志于文学创作的青少年，劳马认为“阅读的多样性很重要，读过的书会潜移默化地影响自己，要适当地聚焦精品书”。在劳马看来，写作的兴趣很重要，要多读多写，“文科或者理科生都用对方学科的视角去看一看，这样所看到的世界也比较全面。而写作只要有兴趣、有心情，在哪都能写，它就会形成一种情结，推着你不断成长”。

　　《人间草木》是项宏的第一部长篇小说。2022年4月，中国作协的一项征文活动触发了他的灵感，想要写写自己的家乡。一个多月成稿，数个月修稿，初稿30多万字，又几经删改缩至26万字。“我一直想写点家乡的东西。但散文可能容不下，也不连贯，会比较零散。于是就想写一部长篇小说。”由此，《人间草木》从安徽青螺镇缓缓展开。

　　青螺镇原本是穷乡僻壤，生于此地的陆子归，自年少时便体会着农村“大包干”前生活的艰难。他少时励志通过考学走出农村，后辞去县里工作、辗转到北京，先做餐饮、帮扶农村养殖业发展，又协助“人间草木生态园”落地、延续，其间与3位女性角色相识相知、命运交织。写主人公所见所行，项宏笔触优美生动、自然流畅，字里行间散发着现实主义的辉光。写爱恋时初中感受作文，文笔至情至性，令人泪下。

　　项宏生于皖西、长于皖西，19岁入京。世纪之交的北京，霓虹闪烁，然而对于初来乍到的外乡人而言，起初的生活可以用居无定所来形容。“那时候生活比较苦，写作单纯是兴趣，日子慢慢熬过来了，就想写一些文字。”如今项宏经营着多家公司，并涉猎生物科技和餐饮行业。过往经历不仅提供了一定的物质基础，让他写作起来更为纯粹，更是作为养料，丰富了他的文学创作。

　　丰富的阅历，让真实成了项宏写作的底色。而真实的写作，也是项宏给青年作家的建议和心得，“踏踏实实地生活、写作起来别假大空”。项宏用自己年幼时经历的一件小事为例：“小时候家里来了客人却没有米，只能到邻居那借米。虽然年龄比较小，但是还是觉得比较尴尬。一碗米如今很普通，但对于我小时候的农村是非常珍贵的。借米的时候，可能人家盛一碗米再用筷子刮平，还人米的时候，挖了一碗米，则是很冒尖的。”这样的细节，后来被他写进写小说里。

　　在创作过程中，查阅《本草纲目》等专业书籍、咨询了解中草药知识的专业人士，又结合年幼时在山林中挖草药、卖草药等经历，项宏以中草药种植为线索，贯穿全文。“一来设计情节，铺垫描绘陆子归和孙茜之前的情感；二也借孙茜之口，点出作者对于人与自然之间关系的深层思考。”项宏说。

　　小说中的孙茜，生于中药世家，年幼时爷爷挖草药、种贝母，为家人换得口粮小学优秀作文选。长大后，孙茜虽然靠餐饮在北京立足，但身体不适、病痛缠身，回家乡是她的夙愿。人间草木生态园就是孙茜一手设计、打造，不但药材种植成功，也成了青螺镇著名景点。“‘人间草木，相互依存。’这句话是孙茜去世后留下的话，其中一层含义就是因为她种植中草药，离不开家乡。”项宏说。

　　面对书中不同人物的命运，项宏的内心是存在悲悯之情的。“每个个体在时代的洪流中被裹挟着，推动着，身不由己，来不及停歇和喘息。个体的悲欢离合在时代大幕布下，既大，又小。可喜的是，我们的政策一直在向好发展，特别是在党的之后，乡村发生了巨变。”乡村的巨变，项宏是见证人，也是亲历者。全书结尾，陆子归和俞茹烟相偕向冈上走去。此时，故土的青山和河流几经周折，终于恢复颜色。一切尘埃落定，草木郁郁青青，于沉默中记下千言万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