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里士多德系统整理了古希腊早期修辞学中的结构学说，重新阐释了散文的布局艺术。在、典礼、诉讼三种演说类型中，说明和证明是布局艺术不可缺少的两个结构要件，序论、结束语等部分可酌情取舍。布局的艺术功能是通过精心安排结构来提高论证质量、展示演说者品性、激发听众情感共鸣，从而实现吸引和说服。亚里士多德主张整体论和有机论，要求散文布局完整、严密，这体现了他的篇章意识，也是修辞术有别于论辩术的重要特征。20世纪，古希腊布局艺术精神回响在文学结构主义中，重返现代学术。亚里士多德将诗学与修辞学并举，可以引发对散文研究和现作学发展的重新思考。

　　在古希腊城邦，演说繁荣发展，解释演说辞写作方法的修辞学是西方古典散文写作理论之源。“布局”是古典修辞学术语，意指演说辞的各个部分应如何安排，是“修辞五艺”之一。古希腊早期修辞学著作中论述布局艺术者甚多，不过大多零散、繁复。柏拉图记载，智者派论述文章结构包括以下内容：首先是序论，即文章的开头，其功能是“艺术的点缀”；其次是陈述，即交代相关证据；再次是证明或近理，包括引证和佐证、正驳和附驳、暗讽和侧褒侧贬等；最后是文章结尾，有复述、总结。亚里士多德记载，忒俄多洛斯及其把陈述分为“正陈述”“附陈述”“预陈述”，把反驳分为“正反驳”“附反驳”；利铿尼俄斯的修辞学课本提出“推动法”“离题法”“分支法”等论证；赫玛戈拉斯在讲完驳斥以后就讲离题话，最后讲结束语。亚里士多德收集古希腊早期修辞学著作，精心考察了每一位作者提出来的规则，用清晰的语言把它们记录下来，在系统性和简洁性方面超过了原著，并提出了新的观点。熟悉亚里士多德的著作，也就熟悉了古希腊其他学者的修辞学。

　　布局艺术，即结构理论，是亚里士多德散文写作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亚里士多德全面系统地整理早期结构学说，重新阐释了布局艺术：他针对智者派偏重诉讼演说而忽略演说和典礼演说之不足，建构可以涵盖三种演说类型的通用结构模式，解析如何通过布局艺术来实现吸引与说服，并提出布局艺术的审美原则。

　　亚里士多德认为，一篇布局完整的演说必须包含的两个结构要件是说明（state the subject）和证明（demonstrate the argument），“说明—证明”是适用于所有演说辞的结构模式。他之所以提出这一观点，是为了修正当时流行的“序论—陈述—或然式证明—结束语”四分法，认为这是一种布局上的饱和状态，并非通用的结构模式。早期修辞学主要研究诉讼演说，所提出的结构理论并不完全适用于演说和典礼演说：并不是所有演说类型都必须具备四分法的各个部分，如陈述是诉讼演说用来陈述案情的必要部分，但典礼演说和演说中并不需要陈述，因为这两种演说中的听众已经对背景有所了解。基于这一发现，亚里士多德以说明和证明作为演说的结构要件，提出了通用于三种演说类型的“说明—证明”结构模式。

　　诉讼演说中，说明是为了陈述案情，证明是为了化解争论，二者是必不可少的环节。诉讼演说应如何说明，是早期修辞学详细研究的内容，亚里士多德没有作过多复述，只是在此基础之上补充了如何表现演说者美德、如何陈述生动等内容。至于诉讼演说的证明，有四种争论点，分别是事情的有无、是否造成伤害、事情重大与否和事情正当与否，修辞式推论是最适合用于诉讼演说证明的一种方法。

　　演说中，演说者需要明确提出自己要讨论什么，接着可以采取例证法对自己提出的主张加以阐释和证明。演说要求，如果演说者在说明时涉及了难以让听众认可或相信的内容，则应当立即把问题交由大会审议者审查，以保障演说的严肃性，这也就反过来要求演说者，要进行事实正确、描述清晰的说明。在证明上，演说讨论的是未来应当如何做，因此只能以古鉴今，用过去的事作为例子，这就是演说的例证法。公元前380年伊索格拉底在奥林匹亚集会上发表的《泛希腊集会辞》是一篇布局完整清晰、具有典范性的演说：演说者先提出领导权问题，即伊索格拉底认为希波战争的领导权应该由雅典和斯巴达平分；然后以既往战争为例，证明雅典具有领导海军的优势公文写作试题及范文，而斯巴达压迫城邦不利于争取希腊民心；最后得出由雅典和斯巴达平分领导战争则波斯必败。演说是在公民大会、议事会或其他重要会议上就未来的经济、军事、、立法等议题展开讨论，其性质决定了听众往往了解演说的背景和内容。在这种情况下，演说可以不需要序论。

　　典礼演说中，演说者需要说明主要人物的事迹或主要事件的经过，并通常采用夸张法来证明某人某事是高尚的或有益的。典礼演说的说明应当是断断续续的，通过夹叙夹议的手法错落在证明之间，例如在赞美一个人物时，先介绍一些事实，证明他的勇敢，再介绍另一些事实，证明他的正直；同时，对于著名的人物及其事迹总结的写作格式图片，说明不必过多，点到为止即可，这样才能使演说节奏有致、具有吸引力，避免落入冗长无聊。是否需要进一步采用夸张法来突出对某人某事高尚性和有益性的证明，则视该演说所谈论的主角或主要事件而定：如果称赞的英雄、善举或谴责的罪人、恶行是公认的，则不需要进一步展开证明，反之才需要提供证明。至于典礼演说的序言和结束语，一般来说也是需要的。典礼演说的序言就像音乐的序曲，起到奠定情感基调、引出主题的作用；结束语可以再一次表达本次典礼演说的称赞或谴责主题，并扼要地重述论证。

　　总而言之，亚里士多德认为演说者可以根据演说类型和具体场景而酌情取舍演说辞结构中的各个部分，但说明和证明不可或缺，序论、结束语等部分则可灵活调整。说明部分要用适中的节奏和篇幅把本次演说涉及的话题揭示清楚，尽可能减少语言上的过度修饰。证明部分是提供论据和提出结论的完整过程，常常使用修辞式推论、夸张法和例证法来完成。

　　围绕“说明—证明”这一通用结构模式，序论公文写作试题及范文、结束语等部分可以在运用得当的情况下发挥锦上添花的作用。序论可以“为后面的内容打开一条路”，即吸引听众注意力、帮助听众进入倾听状态，也有助于听众对演说内容进行记忆；结束语也不是对前文的简单总结和重复，需要进一步增强逻辑说服、人格说服、情感说服和听众记忆。这就涉及布局的艺术功能，即吸引与说服。

　　亚里士多德认为：“修辞术的整个任务在于影响听众的判断。”吸引并说服听众，是演说辞的核心功能。亚里士多德将说服分为三种类型：一是逻辑说服，它诉诸修辞证明，基于已有的事实进行逻辑推理，从而使听众接受自己的观点；二是人格说服，它诉诸性格影响，根据说话者在受众心目中的良好形象进行互动，创造出最为合适、有效的修辞人格，让受众容易接受自己的观点；三是情感说服，它诉诸听众情感，调动起听众的同情心、注意力，让他们乐意接受说服。这些方法都有助于使人信服。布局艺术的目的，就是从结构的角度提高演说质量、展示演说者品性、激发听众情感共鸣。

　　品格说服的主要办法是表现别人的恶和自己的善，这种说服贯穿全文。说明部分的品格说服可以通过直接和间接两种方式来进行。直接的方式是说出足以表现演说者美德的话，如：“我总是劝他为人要正直，不要撇下他的儿女总结的写作格式图片。”或者讲一些表现对方的的话，如：“可是他回答道，不管在什么地方他都能生一些别的儿女。”该典故出自希罗多德《历史》第2卷第30段。24万埃及叛兵逃往埃塞俄比亚，埃及国王追上他们，劝说他们不要撇下他们的妻子儿女，可有兵士反驳说自己到了埃塞俄比亚照样能另外娶妻生子。间接的方式是通过描写性语言来暗含褒贬，如“他瞪了我一眼就走了”和“他嗤之以鼻，挥舞着拳头”就能够让听众感受到对手的狂狷傲慢，有助于演说者建立良好的品格形象。证明部分的品格说服往往同修辞式推论的逻辑说服交叉进行。在亚里士多德看来，品格说服能证明演说者是一个好人、一个品格高尚的人，逻辑说服则更能够体现演说者在语言和逻辑上的精明；演说者表现出自己是一个有德行的人要比表现出自己说话精明更能彰显品格。因此，需要在以逻辑说服为主的证明部分穿插使用品格说服。

　　品格说服也可以分散在序论、结束语等其他部分。序论部分使用品格说服主要见于典礼演说，即在演说伊始表明演说者本人或他的家族、事业等曾受到称赞，这样，演说者发表的称赞或谴责才具有说服力。结束语部分可以通过夸张和重申来进一步确立演说者的品格，完成品格说服，即在证明部分确定了事情的性质及其程度后，就可以将事情的性质上升到对方的品性，如指出对方易怒、嫉妒、好斗等，并适当采用比较极端的方式来再一次称赞自己、谴责对方。这样，品格说服贯穿整场演说，演说者的良好品质通过恰当的方式确立起来，能够提升演说的吸引力和说服力。

　　情感说服主要发力于演说的序论部分。如上文所说，序论的作用是“为后面的内容打开一条路”，吸引听众注意力，帮助听众进入倾听状态，因此在这里最宜影响听众的情感，也最应当使用情感说服。

　　由于三种演说应用场景不同，其序论的作用各有差异，因此进行情感说服的方式也有所分别公文写作试题及范文。典礼演说序论的情感说服主要采取直抒的方式。因为，在公序良俗的制约下，演说者与听众之间一般能够就称赞或谴责的对象达成一定共识，所以这里的情感说服目的是明确和强化共识。演说者应当在序论部分直接称赞美德与高尚，谴责恶德与可耻。演说序论的情感说服常常采取夸或缩小法，往往具有很强的装饰性和煽动性：一方面，演说往往有实在或潜在的“对手”，即持不同意见的政敌，因此需要在演说开头提及这些不同意见，否则这次演说会显得缺乏目的；另一方面，演说的目的是发表意见、获得公民大会支持，因此当听众把某一项事务看得过于严重或不够严重、不合乎演说者的期望时，就需要在序论部分激起或消除反感，夸大或缩小事情的严重性。

　　诉讼演说的情感说服相对比较复杂。除了要在序论部分影响陪审员和法官的情感，结束语也是影响陪审员是否投定罪票的关键时刻。控告方要在序论部分抓住听众的普遍情感，尽早赢得共识，并在结束语部分激起听众的强烈反感，削弱对手辩护的力量。而辩护方则需要在开始答辩时消除陪审员和法官的反感，并在陈词结束后、投定罪票之前重申自己的冤屈，唤起听众同情。试看古希腊时代最经典的诉讼辞之一——吕阿西斯《控告忒翁涅托斯辞》：

　　在那次的诉讼中公文写作试题及范文，忒翁涅托斯还控告我杀死了我自己的父亲。他若是控告我杀死了他自己的父亲，我倒可以饶恕他信口开合，认为他是个卑鄙的人，不值半文钱。……但是目前的案件涉及我的父亲——我父亲是应该受到你们城邦的尊重的——我如果不对说这句话的人进行报复，就会感到羞耻。

　　我请求你们对忒翁涅托斯投定罪票，你们要考虑到对我来说，再没有比这件案子更为严重的诉讼。我现在虽然是控告他有诽谤罪，但是这次的投票判决却涉及我被控告有杀父之罪。……请你们记住这些论证，拯救我和我的父亲，维护既定的法律和你们发过的誓言。

　　在这篇控告辞的序论和结束语中，控告者并没有进行逻辑说服，而是牢牢抓住父子血缘这一基本人伦，反复强调自己之所以控告对方乃是因为对方诽谤自己有杀父之罪，性质极其恶劣，这容易牵动陪审团的普遍情感。在说明和证明当中，一旦控告方指出一点点忒翁涅托斯可能存在诽谤的痕迹，都容易激起陪审团众怒，认为忒翁涅托斯罔顾人伦，严重伤害了吕阿西斯作为儿子的道德声誉。可见，辩护方或控告方在序论或结束语部分采用情感说服，能够增强诉讼演说的艺术效果，更好地实现说服目的。

　　在演说辞的适当位置进行情感说服，不失为站在听众角度提升演说吸引力与说服力的高明之举。一方面，在谋篇布局时，作者要综合考虑论题的性质、听众的特点，从而决定何处进行逻辑说服、何处进行人格说服、何处进行情感说服；另一方面，要想充分实现情感说服，作者必须要研究情感的性质、可能引起情感的刺激类型、不同听众的情感倾向性，因此，亚里士多德在《修辞学》第2卷花费了第1—11章的篇幅来分别详细讨论愤怒、温和、憎恨、恐惧、羞耻、怜悯、羡慕等情感及其激发和抑制方式。然而，在亚里士多德之后的漫长历史岁月，西方修辞学界还是以研究逻辑说服为主，长期难以走出“在修辞互动中诉诸情感不合法或不尽合法”的阴影；所幸随着现代心理学的发展，哲学家、修辞学家们对情感说服又有了新的认识，古希腊修辞学中的情感说服理论开始复兴，并成为当代西方人文社会科学领域“情感转向”的遥远滥觞。

　　为了说清楚散文的结构，亚里士多德将演说辞拆解为若干部分，并详细论述了各部分的主要内容和说服技巧。但是，从篇章整体而言总结的写作格式图片，亚里士多德又强调各部分之间的联系与合力，主张整体论、有机论。“整体”和“有机”两个概念出自《诗学》，亚里士多德主张让悲剧的每一个情节都成为“整体中的有机部分”，不仅强调作品的体积，也强调作品的安排与秩序。《诗学》讨论史诗、悲剧，《修辞学》讨论演说辞，但如果细察两部著作中关于布局的具体内容，会发现无论是叙事文学还是论辩散文，亚里士多德对于布局艺术的诉求都是一致的：“整体”意味着完整，“有机”意味着严密。这是散文布局的审美原则。

　　散文布局的整体论，意为演说辞符合“说明—证明”结构模式，并根据实际需要具备相应的其他部分，内容齐备。在《诗学》中，亚里士多德说“悲剧是对于一个严肃、完整、有一定长度的行动的摹仿”。又说：“所谓‘完整’，指事之有头、有身、有尾。所谓‘头’，指事之不必然上承他事，但自然引起他事发生者；所谓‘尾’，恰与此相反，指事之按照必然律或常规自然的上承某事者，但无他事继其后；所谓‘身’，指事之承前启后者。所以结构完美的布局不能随便起讫，而必须遵照此处所说的方式。”这也就是说，叙事文学追求的“完整”指的是情节要揭示行动内部完整的因果关系。投射到散文中，即指演说辞的立论从一而终，说明部分条件完整，证明部分逻辑一致、能推导出观点，如果有序论和结束语，则是恰到好处地提供了充实的背景或呼吁。

　　散文布局的有机论，意为演说辞各部分内容不但齐备，而且各得其所。在《诗学》中，亚里士多德对于悲剧各情节之间的关系提出了“严密”原则：“情节既然是行动的摹仿，它所模仿的就只限于一个完整的行动，里面的事件要有紧密的组织，任何部分一经挪动或删削，就会使整体松动脱节。要是某一部分可有可无，并不引起显著的差异，那就不是整体中的有机部分。”因此，叙事文学追求的“严密”指的是情节之间要发生联系，对整体叙事形成合力，各部分各在其位、各司其职，缺一不可。而亚里士多德对于散文结构的要求亦如此，他追求演说辞的各个部分都在适当的位置、采用适当的方法实现全面有效的逻辑说服、品格说服和情感说服，缺少任何一个部分都会削弱吸引与说服的艺术功能。

　　其实，遵循整体论和有机论、追求完整与严密，既是修辞术有别于论辩术的一个重要体现，也是亚里士多德在散文文体上具有了篇章意识的重要体现。亚里士多德在《修辞学》开篇明确提出：“修辞术是论辩术的对应物。”修辞术之所以有别于论辩术，是因为前者是“演说的艺术”（tekhne rhetorike），后者是“问答式论辩的艺术”（tekhne dialektike）；论辩术通过问答来判断命题是否真实可靠，修辞术则通过连续的讲述来推出结论。论辩术的产物是对话体，而修辞术的产物是散文，是一篇篇能够独立成篇的演说辞。因此，连续讲述的方式、独立成篇的特征决定了以修辞术为核心的散文必须关注布局，让前后的讲述完整，无懈可击。

　　这一套整体论和有机论贯穿亚里士多德的全部思想，并且可以在柏拉图那里找到影响的渊源。《学》中，亚里士多德强调“和而不同”，“城邦应该是许多分子的集合，惟有教育才能使它成为团体而达成统一”，而不是“执意趋向划一”。这与《诗学》《修辞学》中的布局理论异曲同工。此外，罗念生在《诗学》译注中提示，柏拉图也曾以“有生命的东西”比喻文章的结构。《斐德若篇》说：“每篇文章的结构应该像一个有生命的东西，有它所特有的那种身体，有头尾，有中段，有四肢，部分和部分，部分和全体，都要各得其所，完全调和。”这与亚里士多德在《诗学》《学》等著作中的表述几乎如出一辙公文写作试题及范文。柏拉图还为文章写作制定了两条法则：“头一个法则是统观全体……第二个法则是顺自然的关节，把全体剖分成各个部分，却不要像笨拙的屠宰夫一样，把任何部分弄破……这两种法则，这种分析与综合，为的是会说话和会思想。”柏拉图在这里从方的角度介绍综合法与分析法，但“统观全体”和“顺自然的关节”这两条法则，本质上也与整体论和有机论的艺术追求一致。

　　到了20 世纪，古希腊布局艺术回响在文学结构主义中，结构主义提供的语言研究方法又深刻影响了现代人文和社会科学。1940 年，穆卡洛夫斯基发表《美学和文学研究中的结构主义》，认为结构是一个完整的具有能动性的功能系统，这一系统的整体大于部分的总和，其最突出的特点是它的系统整体性：“结构的整体意味着其每个部分，反过来说，其中每个部分，都意味着这个而不是别的整体。”这一结构主义理论在纠正琐细的原子论倾向时，接续起古希腊时代追求完整和严密的写作理论，及自文艺复兴以降中断许久的、注重综合方法的人文传统。

　　从古典修辞学中吸收对散文写作有益的养分，是我们研究亚里士多德修辞学说的初衷。亚里士多德基于古希腊公共演说实践和理论，从论辩术和说服术出发提出作为独立艺术门类的修辞术并建立新的修辞学，也就是西方古典散文的写作理论，内容大致覆盖选题构思艺术、论证艺术、语言艺术和结构艺术，涉及“修辞五艺”中开题、布局和文体。选题构思艺术上，亚里士多德通过划分题材明确了诉讼、和典礼三种演说类型，再借助范畴论的方法分析题材、寻找命题。论证艺术上，散文的写作植根于修辞式推论，提出论题，提供论据，采用或然式证明、例证、夸张式证明进行论证并得出结论。语言艺术上，亚里士多德制定了明晰而适宜的用语原则，介绍了隐喻和夸张两种主要修辞手法，并强调节奏和语气。布局艺术上，亚里士多德针对智者派结构理论上的不足，制定了适用于诉讼、、典礼三种演说类型的结构模式，提供了利用布局来实现说服功能的方法，并提出影响深远的布局观。

　　而在研究亚里士多德修辞学说时，我们又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亚里士多德既研究了诗学，也研究了修辞学，二者实乃诗和散文这两种文体的写作理论。在亚里士多德那里，诗学和修辞学虽二水分流，仍两相唱和，可以说是合则双美、离则两伤。但是，近现代以来，西方诗论和散文理论的关系显得剑拔弩张，甚至呈现出“扬诗抑文”的特点。例如，黑格尔说散文“只满足于把一切存在和发生的事物当作纯然零星孤立的现象，也就是按照事物的毫无意义的偶然状态去认识事物……不能满足理性方面的兴趣”；但“诗的观照把事物的内在理性和它的实际外在显现结合成的活的统一体”。又如，新批评著名学者兰色姆把诗比喻为政府，把各种散文作品比喻为集权政府，认为“诗比散文好”云云。这种“扬诗抑文”的批评所关涉的不仅仅是诗歌和散文的文体竞争问题，也不仅仅是文学与修辞学或写作学的学科竞争问题，而是写作活动之价值和意义究竟何在的大问题。亚里士多德的诗学和修辞学研究开创了一种诗与散文平衡发展的格局，这或许也正是现作学所要探索的方向。

　　原标题：《《写作》新刊︱戴红贤、沈钰洁：“布局”的结构要件、艺术功能和审美原则——亚里士多德散文写作理论研究（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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